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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绪源:给你解析一个非凡的柯灵

2019/8/14 5:23:30

刘绪源:给你解析一个非凡的柯灵

 题图为柯灵肖像画  作者:董蕾

 

那些名家都得到过柯灵的扶持,有的甚至就是柯灵从来稿堆中发现的

 

柯灵先生复兴西路故居的开放,和《文汇报》创刊78周年、报纸创始人严宝礼、徐铸成铜像揭幕,中间只隔十来天。这是很有意味的事。这让我们想起,其实对《文汇报》贡献最大的人,除了严、徐二位,就数柯灵了。当初,如没有徐铸成抓新闻、写社评,报纸不可能迅速立足;没有柯灵创办并主持那一系列高品位的副刊,它也不可能成为那么有特色的一张报纸。

 

我1987年以后一直在文汇报系工作。进入这文人气息极浓的报社,我发现这里的报人前辈,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那些名家,对柯灵先生都推崇备至,尊为师长。这包括梅朵、谢蔚明、黄裳、徐开垒、姚芳藻等,也包括社外的何为、沈寂、董鼎山、王殊……他们都得到过柯灵的扶持,有的甚至就是柯灵从来稿堆中发现的。而柯灵涉足的面非常广,除了报界,他在文学界、电影界,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家。他写小说,写散文,写杂文,编过《万象》等多种文学杂志;也写电影和话剧剧本,写影评、剧评;他还创作儿童文学,在儿童文学界也是一位重要作家。凡他到过的领域,都有非凡的建树,都留下重要的作品,以至成为那一领域的标志性人物。

 

柯灵先生2000年以91岁高龄辞世。十年以后,我参加过上海电影界一次追思会,听到了很多电影人充满感情的追忆。有一位理论家说:“像柯灵这样的大文化人肯降身电影界,创作剧本、撰写影评、指导我们的研究,这是电影界的福气!这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个领域的品位,我始终觉得这事有很大的偶然性……”也许受了他的感染,后面几个发言更为动情。

 

会后我一直在寻思,我感到这话也对也不对。柯灵确是以大文化人的身份在电影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,但这样的文化人并非一个,至少还有夏衍、张骏祥、陈西禾等。那时候,电影是新兴产业,吸引了各路精英的目光,连鲁迅都是电影爱好者,所以有文人、学者加入进来,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但夏衍是领导者,张骏祥从事电影后文学家身份不再,陈西禾则名气不如他们三位,所以柯灵显得很突出。上述发言又给我以启示,我进而发现,柯灵在其他各界的作用和影响,其实都与在电影界相似:即以大文化人的眼光和笔力,介入某一领域,从而创出新格,留下不朽的足迹。在报界,他创办的“世纪风”“笔会”“读者的话”等副刊,都充满这样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思想含量。在出版界,他把一本近乎“鸳蝴派”的《万象》变成了新文学的重镇,但既纯又杂,容纳百家,且能在复杂的敌占区巧妙生存,又保持了民族节操。他的散文、杂文、小说,以及晚年发表的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那些振聋发聩的意见,无不体现了大文化人的品位和眼光。

 

“我那些长文章,差不多都要半年写成一篇”

 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柯灵和巴金一样,是上海文坛的灵魂人物,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那时到复兴西路的家中找他,常会扑空,柯灵夫人陈国容会笑着对你摊摊手:“又让你白跑了。柯灵现在像小学生一样,一早背了书包,出去写东西去了。”他那时在写酝酿了一辈子的长篇小说《上海一百年》,但对耄耋之年的人来说,这工程实在太大了,乃至最终也未完成。幸好他并没完全专注于此,一有重要的题目,或别的灵感忽然到来,他都会停下小说先写更有把握的。毕竟他是文章大家,下笔之前就能预感到写成的会是什么。


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:“我不是才子,我写文章很苦的。每天一早开始写,没有干扰的话,写到晚上回家,常常是一张稿纸也写不满。”我问他那篇轰动一时的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散文卷序》写了多久,他略一思索说:“至少有半年。我那些长文章,差不多都要半年写成一篇。”他声音很轻,说话时眼睛盯着你,显得亲切而诚恳。为躲避络绎不绝的客人,他在外面找了个写作的地方,地点就只有陈国容知道了。他的晚年时光,主要就是在这样的写作中度过的。


柯灵先生文章之好,世所公认,但究竟好在哪儿,就各说不一了。以我之见,首先在于细密、坚实,这正如他一丝不苟的性格,他总是尽可能把每个细部都弄清楚,决容不得半点含糊。1999年4月22日的《文汇报》上,有他一篇《“飘”风三弄》,这是写给一位海外研究生的回信,写成于2月26日,离他去世也就一年多一点。来信是询问《飘》在中国“传布浮沉的情况”,柯灵从八个方面回答,写了近三千字,估计至少用去一两个月的时间。其中(1)谈小说《飘》的流行和电影《乱世佳人》来华放映的关系;(2)谈抗战时期对非抗战作品的排斥,这在研究中须顾及;(3)对作者提出的《飘》在中国传播的两次高潮提出不同看法;(4)谈“孤岛”时期戏剧与新闻界对日抵抗最烈,沦陷后新闻与电影完全被控制,唯戏剧因分散和流动所以仍很活跃———这段谈得既有感情又有深度;(5)谈了自己改编的话剧《飘》曾于1943年10月由“苦干”剧团在沪连演三十几天,他专门查了当时的资料,包括演出公告、首演日期,导演和主演的情况及他们后来的遭遇(导演是吴仞之,但柯灵不忘加一句“黄佐临参加导演其中的一幕”),还有这一剧本各版本的印行年代等,都一一作出交代……


最感人的是(8),在详谈了自己的记忆、看法并提供了那么多资料后,他又细细介绍了“近年由报章获知有关《飘》的信息”,又一气写了七百字,这显然是在准备回信的日子里收集的。柯灵先生没有电脑,更无那么多“搜索引擎”,他文中的资料却细密可靠如此,难怪一篇文章要写那么长时间了。

 

与巴金在一起  陆正伟摄 

 

他评钱钟书:“以静穆对喧嚣,以冷隽对狂热,以不变对万变”

 

柯灵文章之好,还在于其大文化人的眼界。他不满三十岁就担任报纸副总编,有新闻的全局观,养成了在漩涡中心思考的习惯。他又手不释卷,腹笥极广,对人情世故的体验也极细切,所以下笔每每非同一般。

 

试以名文《促膝闲话中书君》为例。他先从自己这代人所处的时代涡流下笔,由此转入钱锺书之特异:“他的存在几乎就是迎接不断的挑战:政治动荡的挑战,宗派成见的挑战,世俗的挑战,乃至荣誉的挑战。但他却如驾轻舟,击浪中流,容与自在,以静穆对喧嚣,以冷隽对狂热,以不变对万变。”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。而对钱氏的性格学问,他拈出两点:“渊博和睿智,二者互相渗透,互为羽翼,浑然一体,如影随形……二者缺一,就不是钱锺书了。”又说:“钱氏健谈,口若悬河,舌粲莲花,隽思妙语,议论风生,令人忘倦。但他更解得‘沉默是金’的真谛。”

 

当初读这样的文字,颇有“敛衽无间言”之叹,只赞得出“知人”二字。此文写于1988年11月,钱氏《谈艺录》与《管锥编》正风行,二书都以文言书写,柯灵在赞赏其文言功力的同时,专门有一段谈钱氏白话,这也显示了柯灵的非凡:“钱氏通晓多种外语,兼擅文言,但他笔下的白话文,却是道地的白,清如水,明如镜,绝少沾染洋气和古气,纯净而耐人寻味。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,除了清醒的头脑,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,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。”与现在偶读几句文言就大骂白话文的论者相比,前辈文化人的深度和定力,让人有壁立千仞之感。

 

柯灵文章的第三个特点,是情感的丰饶和笔墨的凝重华美,他那炼字的功夫,从上面的引文中已可看出。也因此,他几乎所有文章,包括理论和批评,都属“有情文章”,都是美文,都可作上好的散文来读。

 

当然,上述三端,是就柯灵的文章绝品而言。他是大名人,一生撰文无数,有些短文未臻绝品,也不难理解。不过仅就晚年而言,能称上绝品的,至少有《怀傅雷》《促膝闲话中书君》《遥寄张爱玲》《爱俪园的噩梦———李恩绩〈爱俪园梦影录〉序》《幸存者的足迹———读〈懒寻旧梦录〉》《回看血泪相和流》等,以及兼具史论和文论深度的《从〈秋瑾传〉说到〈赛金花〉》《现代散文放谈———借此评议梁实秋“与抗战无关论”》《第三个十年———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散文卷序》。这些文章发表后都传诵一时,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研究的深入,起到了推动作用。它们都秉公而写,都是要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和真实思考留给历史的,都耐读而有味。我当初读后受益乃至豁然开朗的感激之情,至今难以忘怀。

 

柯灵晚年照片  来源:网络

 

柯灵看不下去了,他在12月30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《且慢“结束”———为吴祖光先生辩诬》,1500字,态度凛然,毫无为自己报纸护短的意思

 

柯灵之成为柯灵,还有一点须特别强调的,即他的正义感。他下笔为文时,这正义感往往是居于第一位的。

 

这里再谈一件知者较少的旧事。此事黄裳先生曾在几篇文章中提及,如《珠还记幸》一书中的《忆李广田》,就说到1946年与吴祖光的误会和论争,但语焉不详,看了不甚明了。我曾将当年《文汇报》和《新民报》逐日翻阅,总算弄清了来龙去脉。

 

事情的起因是1946年12月6日,黄裳先生在他所编的《文汇报·文教版》上,发了一篇李广田(时任南开大学教授)的访问记,题为《李广田先生》。这是自发来稿,作者韩世新自称是李的学生,但文字粗疏,错漏满眼,如将《放下你的鞭子》说成丁玲的创作,将张天翼《华威先生》说成长篇小说,还说都是李广田说的;文中又记了李广田谈抗战戏剧的话:“戏剧由街头走进城市,更转化为商业化,在技巧方面的进步不容否认,然而思想方面则衰退到不值一顾的地步。”

 

《文汇报》是进步报刊,这类言论影响很大。于是,12月18日,另一进步报刊《新民报》晚刊在副刊“夜光杯”上发了署名“一卒”的文章《戏剧界不能心服———李广田先生谈话质疑》。此文1200字,条理清晰,有理有据,先指出访问记中的一些常识错误,认为很可能李广田的话也有误记,而文汇报是有信誉有地位的报纸,李广田是有名的诗人和学者,所以今后采用外稿宜慎重,这显示作者有一定编报经验;然后指出“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,戏剧在全文化领域中担任起了最勇敢最艰苦的战斗”;又指出每个戏的上演当时都要经过三道官方检查,把“思想的衰退”怪在作家头上太不公平;又列举了《蜕变》《屈原》《国家至上》《风雪夜归人》等剧目,以证明戏剧工作者的成绩。

 

12月24日,黄裳先生在《文汇报》文教版发表署名“白及”的读者来信(此文后收入了《来燕榭集外文钞》,可见是黄裳自撰),文仅900字,只抓住一卒提到的《风雪夜归人》做文章,说它与抗战无关,只写了“北京城中一位戏剧工作者和一个姨奶奶的故事”,而“无关抗战”是“梁实秋之流的老套”,又说自己在战时读这剧本如读垓下楚歌;并说沦陷区的《秋海棠》或周作人的小品也可自夸比它更好,因至少没有“宣扬毒素,毒害人民”,等等。《新民报》的“夜光杯”时由吴祖光主编,一卒是不是吴本人不得而知。黄裳曾说,是因为看到吴祖光在自己编的版面上为自己辩护,认为这不对,于是写了这一篇,当时报社领导柯灵曾阻止,但他不听。

 

后《新民报》又在12月28日发了依人的《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》反驳白及,这是很有理论水平的文章,写得也有说服力;同时,李广田也来信声明“完全同意一卒的意见”,说韩某的访问记毫无根据。黄裳先生有点四面楚歌,便在12月29日打退堂鼓,在版面上以编者名义发了四百多字的《一个结束》,抄录了李广田的来信,表示了作为编者的歉意;又说,白及的小杂感“作为回答一卒先生的波俏的笔触,说话也波俏了一点。一点点误会,引起了一连串不愉快。”但又不忘说一句新刊的“依人先生的《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》,问题扯得太大”。最后是:“今后当自谨慎,不再做此无益之事……再会。”

 

对这件事,身为《文汇报》副总编的柯灵看不下去了,他在12月30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《且慢“结束”———为吴祖光先生辩诬》,1500字,态度凛然,毫无为自己报纸护短的意思。他认为对韩某的访问记不必再说什么,“必须辩正的是白及先生的‘小杂感’”,他认为这篇杂感只是一味攻击,“不是坦荡荡追求真理的态度”,这对于吴先生这样正直而有成就的剧作家,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;又谈了《风雪夜归人》的价值以及它遭检查机关禁演的事实;对白文指责此剧是“闲情之作”,是“叹赏才子佳人”,是“宣扬毒素,毒害人民”,柯灵直言:“好重的罪名啊!请问问《风雪夜归人》的演者和观众,这是多么不知轻重的构陷!”整个事件,就以柯灵对文汇报的这通严厉批评作结。

 

———柯灵先生这句“坦荡荡追求真理的态度”,不正是他一生为文的圭臬吗?